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盘点129师新编9个旅, 两位旅长授上将, 为何有两人仅授大校?

1940年5月,八路军129师组建了9个旅,都冠以“新”字。

虽然都是旅长,但是这9个人资历大不相同,1955年授衔时,有3人在抗战中牺牲,有2人成为开国上将,有2人被授予中将军衔,还有两人比较特殊,都被授予大校军衔。

英年早逝的3个旅长是易良品、桂干生和范子侠。

新7旅旅长易良品,红军时期任红4军的团长、红31军的团长。抗战时期降级使用任129师386旅772团3营营长,后任新7旅旅长、冀南6军分区司令员。1943年3月牺牲于河北枣强,年仅33岁。

新9旅旅长桂干生,红军时期任团政委、红91师师政委。

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,桂干生任八路军129师高级参谋、129师游击支队司令员、晋冀豫2分区司令员、新9旅旅长、冀南4分区和1分区司令员。1945年6月,在调任新四军途中牺牲,年仅34岁。

新10旅旅长范子侠,毕业于东北军随营学校,曾任东北军团长。

因为不满不抵抗政策,范子侠愤然离职加入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,任团长。全国抗战爆发后,范子侠组织了冀察游击第2师,1939年6月改编为129师平汉游击纵队,编入八路军序列。

1942年2月,范子侠在沙河与日军的遭遇战中牺牲,时年34岁。

范子侠

1955年被授予开国上将的旅长,分别是杨得志、韩先楚。

新2旅旅长杨得志,红军时期任红1团团长,抗战时期任115师343旅685团团长。

杨得志是一位“福将”:抗战胜利后,率领晋冀鲁豫1纵开赴东北,因为山海关被敌人切断只好留在晋察冀地区作战。一年以后,1纵部队回归晋冀鲁豫军区,杨得志却被聂荣臻留了下来。

解放初期,傅作义和马家军联合击败了晋察冀和晋绥联军,让聂荣臻和贺老总脸面无光,被主席派往华北“指导”的朱老总经过调研,简拔杨得志、杨成武任兵团司令,一举扭转了华北的不利局面。

抗美援朝期间,杨得志任19兵团司令员。1955年,被授予上将军衔。

和平时期,杨得志先后出任济南军区、武汉军区和昆明军区司令员,时间长达25年。对越反击战打响时,68岁的杨得志被邓公火线点将替换王必成,和张铚秀指挥了西线云南方向的作战。

杨得志是军中著名的“三杨开泰”三杨之首,成就也在三人中最高。

杨得志

新3旅旅韩先楚,红军时期是红25军营长、红78师副师长。

红25军有一个被传为佳话的“将军班”,班长陈先瑞在建国后被授予中将军衔,而手下的两个小兵韩先楚和刘震则都是开国上将。抗战时期,韩先楚任115师344旅688团副团长、689团团长。

1940年春,129师为了避开“编制”的限制,冠以“新”字号。有意思的是,韩先楚在新3旅旅长任上没几个月,又到了115师担任教导7旅的旅长,一下从晋冀鲁豫军区跳到了山东根据地。

但是,抗战时期的韩先楚只是初露锋芒,虽然在林总、刘伯承、徐向前、陈光和罗荣桓麾下屡立战功,但是大多数还是“配角”和“偏师”,敲边鼓的位置,总体上来说并没有发挥真正的实力。

韩先楚真正扬名,还是在抗战胜利以后的东北战场,韩先楚在4纵副司令任上打出了名堂,又带出了一个3纵“旋风部队”,并在三八线打出了国威,被美军誉为“最优秀的一线指挥官”。

1955年,韩先楚被授予上将军衔。在和平年代,韩先楚先后在关键时刻出任福州军区、兰州军区司令员长达23年,为威慑东南残敌、大西北屯兵百万的北方大国,做出了重要贡献。

韩先楚

新1旅旅长韦杰,参加过百色起义,转移到苏区后被编入红三军团。

抗战时期任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团长、344旅688团团长。后来的解放时期,跟随刘邓、徐向前、彭总、贺老总转战南北,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,韦杰和60军180师遭遇失利。1955年,授中将军衔。

新4旅旅长徐深吉,参加过黄麻起义,红军时期任红91师师长。

抗战爆发后,任129师386旅771团团长。抗战初期,徐深吉第一战就因疏忽大意,在娘子关侧翼石门口被日军偷袭,损失30余人。此战被主席当“骄兵必败”典型通报批评,师长刘伯承还作了检讨。

新4旅成立后,参加了百团大战。1941年初,徐深吉率新4旅南援新四军,由于皖南事变的突然爆发而原地留在了鲁西地区。徐深吉也失去了像黄克诚、刘震那样,到新四军发光发热的大好机会。

解放时期,徐深吉出任冀南军区司令员,参加了解放战争。

但是徐深吉的坏运气还没有结束:到了我军转入大反攻的1948年,徐深吉却因为积劳成疾离开了一线,到了晋冀鲁豫和晋察冀合并以后的华北军区后方,担任一个并不算重要的副参谋长。

1955年,徐深吉被授予中将军衔,还算是不幸中的大幸。

张维翰

这9位旅长中被授予大校的两位,则是“家家有本难念的经”。

新8旅旅长张维翰,曾任山东第六区抗日游击第十支队司令、第二纵队司令。

范筑先在聊城殉国后,张维翰曾代理山东第六区专员。新8旅由张维翰的筑先纵队和李聚奎129师先遣纵队合编而来,张维翰任旅长,李聚奎任政委。1955年,李聚奎授上将,但张维翰仅是大校。

搭档授上将军衔,主官授大校军衔,这可能是军衔差距最大的一对组合了。

按照张维翰的职位和抗战贡献,都足以授少将甚至中将,为什么1955年仅授大校呢?

原因其一,张维翰参加革命较晚,早年就读于冯玉祥16混成旅子弟学校),1936年结识范筑先,第二年由同学彭雪枫介绍加入组织,属于典型的1937后参加革命,没有大的贡献很难评“将”。

其二,张维翰的高光时刻,集中在抗战初期三年,和范筑先将军整改了6万武装,在29个县级建立了抗日政权。1939年,张维翰率1万余人加入八路军,任新8旅旅长时王近山都给他当副手。

其三,抗战有大功的张维翰高开低走,抗战后期任晋冀鲁豫九分区司令,整风时被人揭发二哥张维玺是冯玉祥13太保之一、蒋军高官而被调查了一年半,张维翰准备重新带兵时,不幸又得了大病。

解放战争期间,张维翰职务级别基本没调,建国前夕还是邯郸军分区司令员。

而杨得志、韩先楚、李聚奎等老战友们,此时经过解放战争的洗礼,都成了独当一面的高级将领。1952年,张维翰又因为二哥的问题再次被审查,最终高衔低授只是一个大校军衔。

尹先炳

新11旅旅长尹先炳,红军时期任团参谋长,抗战时期任总部特务团参谋长、团长、冀西游击副司令,八路军太行1分区司令员。解放时期,任晋冀鲁豫1纵2旅旅长、副司令员、二野16军军长。

抗美援朝时期,尹先炳带领我军第一个合成军16军参战,把美军吓了一跳。

1955年,二野10个军长有9个被授予开国中将,如果算上曾挂靠二野名下的19军军长刘金轩和58军军长孔庆德,二野的11个军长都是开国中将,唯独一个16军军长尹先炳被授予大校军衔。

而尹先炳被高衔低授和张维翰“家庭背景”不同,完全是因为“个人问题”。